原標題：杜華：從美國歷史學家第111屆年會看美國史研究動向
本文系中國美國史研究會會員、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杜華參加2018年OAH年會后所撰寫，原刊于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官方公眾號“美國史研究”，題為《在現實與歷史之間——美國歷史學家會2018年年會側記》（現題系編者所擬）。經作者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2018年4月12日至14日，美國歷史學會第111屆年會在加州首府薩克拉門托市舉行。根據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和美國歷史學會(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簡稱OAH) 在2012年達成的雙向交流合作機制，中國美國史研究會每年派出三名會員赴美參加美國歷史學家組織的年會，并在會后各自選擇一所學校或研究機構進行短期訪問。我有幸作為中國美國史研究會所選派的三名參會者之一，赴美參加了此次會議，并在會后前往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進行了十多天的原始文獻研究。美國歷史學會是美國規(guī)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美國歷史研究者的組織，其年會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國史研究的現狀和趨勢。因此，我將參加此次年會的印象記錄下來，希望可以引發(fā)國內學界師友的關注和思考。
美國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內部
此次會議的主題是“歷史的形式”（The Forms of History）。具體而言，是指“歷史以很多方式被理解、誤讀、書寫、設計、分類、表現、分析、歌唱和傳授”。與此前幾屆年會的主題相比，這個主題似乎更加寬泛。比如，2017年年會的主題是“傳播”（circulation），包括思想、人口、物質、疾病等因素的跨地區(qū)和全球范圍的傳播與流通。2106年會的主題則是“領導力”（leadership），涉及美國總統(tǒng)、大學校長、國家公園管理局領導者、美國革命的領導者、非裔美國女性的領導者等。但是，本次年會的這個相對寬泛的主題，卻能更加全面、直觀地體現美國史研究的一些新趨勢。正如在此次年會上就任的新一屆美國歷史學會主席愛德華·艾爾斯（Edward L. Ayers）所言，“美國歷史的豐富性不僅在于主題，也在于解釋和書寫的可能性”。在此次會議上，發(fā)生了不少有關重新解釋和書寫美國歷史的討論。我以自己較為熟悉和關注的領域為中心，介紹相關的前言研究。
一、美國早期國家構建
在此次年會上，美國早期的國家構建成為一個重要話題，引發(fā)了較多的討論。4月12日下午，有一組名為“重新把國家?guī)ё撸郝摪钫谖鞑康牟幌嚓P性，1803-1861”的討論。從主題設置來看，這組討論從兩個層面直接挑戰(zhàn)了既有的關于國家構建的研究。第一，首先，它挑戰(zhàn)了政治學家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所主編的那部推動了國家構建研究的名著——《找回國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其次，它挑戰(zhàn)了過去數十年中歷史學家對早期國家構建的研究。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少美國學者重新考察美國早期政治體制和國家權力的發(fā)展，挑戰(zhàn)學術界盛行的美國聯邦政府在19世紀末之前弱小、消極的神話。在此背景下，著名歷史學家理查德·約翰（Richard John）重寫了西部史。他認為在西部發(fā)展的過程中，個人和地方因素的所發(fā)揮的作用更小，聯邦政府所發(fā)揮的作用的更大，西部的發(fā)展比美國的其他任何地區(qū)都更加依賴聯邦政府。
《找回國家》
但是，在此次討論中，四位發(fā)言人認為，在19世紀上半期，在經濟發(fā)展、對外關系、資源開發(fā)、社會制度等諸多領域內，聯邦政府所發(fā)揮的作用都是相當微弱的。其中，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副教授雷切爾·約翰（Rachel St. John）的發(fā)言讓人印象最為深刻。在大多數歷史著作中，美國在19世紀的發(fā)展和領土擴張是一個必然的、無可比擬的歷史進程。但是雷切爾認為，這種描述具有很多神話和決定論色彩。事實上，美國的領土擴張具有很多偶然性因素。而且，如果放寬視野，會發(fā)現在19世紀上半期，北美大陸上除了美國、墨西哥和英屬加拿大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國家，比如下加利福利亞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Lower California）、切諾基國（the Cherokee Nation）、德克薩斯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Texas）、南部邦聯。受財富、權力、觀念等因素影響，這些國家在努力捍衛(wèi)其主權，很多國民也不愿成為美國人。
在4月13日上午進行的一組名為“重新解釋美利堅國家：來自數據歷史的解釋”討論中，四位發(fā)言人利用最新的數據統(tǒng)計技術來考察19世紀的美國國家構建，并探討了如何將歷史研究與大數據結合起來。此次討論的主持人、丹佛大學歷史系的蘇珊·舒爾騰（Susan Schulten）指出，盡管美國國家構建領域的專著頗多，但是只要粗略地翻翻這些著作，就會發(fā)現一個問題：幾乎看不到什么地圖，這意味著我們其實并不清楚地理和空間意義上的美國到底在是什么樣的。近年來，雖然地理信息系統(tǒng)等數據工具的出現，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出現了所謂的“空間轉向”（spatial turn）。在此情景下，歷史學家更需要從空間維度出發(fā)，為國家構建研究提供新的解釋。美國東北大學歷史系的助理教授卡梅倫·布萊文斯（Cameron Blevins）的發(fā)言恰好相應了這一號召。他認為，從1860到1890這三十年間，美國西部西區(qū)在人口、土地、資本、資源等方面發(fā)展迅速，聯邦政府在該地區(qū)的權力和功能也迅速建立起來。在考察美國國家構建的過程時，必須要對這一過程進行深入分析。他利用Gossamer Network網站上超過1萬份郵局地圖，分析美國郵政體系在西部建立的過程，以此來揭示美國的國家權力向西部擴張的圖景。
19世紀西進運動
二、種族、奴隸制與內戰(zhàn)史
奴隸制與內戰(zhàn)史是此次年會中最熱點的領域，相關的專題討論將近20場。我印象最深的是4月13日上午舉行的“廢奴與奴隸解放前沿論壇”。這個論壇可謂是大咖云集。來自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斯蒂芬·坎特羅威茨（Stephen Kantrowitz）教授以研究種族問題與美國早期公民身份的演變而知名，他的《不至于自由：在白人共和國中為黑人公民權而戰(zhàn)，1829-1889》（More than Freedom: Fighting for Black Citizenship in a White Republic, 1829-1889，Penguin, 2012）一書曾同時獲林肯獎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獎的提名。來自喬治城大學的錢德拉·曼寧教授是內戰(zhàn)史領域的杰出學者，她在2016年剛剛出版了十年磨一劍之作《不平靜的避難所：在內戰(zhàn)中為自由而奮斗》（Troubled Refuge: Struggling for Freedom in the Civil War. Alfred A. Knopf.），獲得了美國內戰(zhàn)博物館所頒發(fā)的杰斐遜·戴維斯獎（Jefferson Davis Award）和林肯獎提名。來自康涅狄格大學歷史系的馬尼莎·辛哈（Manisha Sinha）的教授是目前廢奴運動研究領域中的領軍學者，她在2016年出版的《奴隸之業(yè)：美國廢奴運動史》（The Slave’s Cause: A History of Abol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是近三十年中所出版的唯一一部全面描述廢奴運動興衰的著作，獲得了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獎和國家圖書獎提名。此外，還有兩位在反奴隸制研究領域非常出色的年輕學者。
會議書展現場
在該組的討論中，幾位學者的發(fā)言均圍繞著兩個核心問題展開：種族和奴隸制問題如何影響美國人的公民權（citizenship）？如何理解奴隸制對美國歷史留下復雜遺產？這其實是美國歷史的最核心問題之一。自內戰(zhàn)以來，歷代的美國歷史學家一直在不斷進行思考。斯蒂芬·坎特羅威茨、錢德拉·曼寧和馬尼莎·辛哈都強調，內戰(zhàn)具有無比重要的歷史意義，它開啟了美國人爭取公民權的新時代；但是，這一歷史進程又是極為復雜的，需要將其置于特定的歷史語境之中，充分思考不同的個人和群體的遭遇。
斯蒂芬·坎特羅威茨的關注點是公民權研究領域中受重視程度不夠的美國原住民。在內戰(zhàn)的歷史語境中，人們普遍認為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對公民權的界定具有普世性；但是，自重建后期開始，這種普世性就一再受到質疑和挑戰(zhàn)。在這種新的語境之中，部分白人立法者和政府官員將“文明”視為個體獲得公民權的必要條件，并以原住民不符合“文明”的定義為由，限制其公民權。公民權不再是通往個人的部分自主權（partial autonomy）的路徑，而是一種種族權利和國家的紀律工具（disciplinary tool）。
馬尼莎·辛哈認為，黑人的解放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內戰(zhàn)只是其中最關鍵的環(huán)節(jié)，只有從更長的歷史時段出發(fā)，才能充分理解內戰(zhàn)與黑人解放之間的關系。而且，在研究長時段的黑人解放歷史時，我們需要將高層政治（high politics）與運動政治（movement politics）結合起來，全方位考察不同的個體和組織在反奴隸制政治（antislavery politics）興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她尤其強調廢奴主義者的卓越貢獻，認為他們不僅全方位地挑戰(zhàn)了內戰(zhàn)前的奴隸制政治的格局，還對共和黨的政治理念和內戰(zhàn)期間的“憲政革命”貢獻頗多。
在內戰(zhàn)期間，超過40萬南部黑人奴隸向北部逃亡，極大了推動了戰(zhàn)局的演變。學者們此前的研究大多聚焦于黑人逃奴對聯邦政府的奴隸制政策的影響，錢德拉·曼寧則從黑人的切身經歷入手，闡述黑奴難民營與黑人公民權的關系。她認為公民權不僅是一種法律身份，同時也是非裔美國人與聯邦政府之間的一種關系。黑人難民營以多種方式塑造了這種關系，比如加入軍隊、黑人女性的勞動等。黑人難民以他們的勞動和忠誠，換取了聯邦政府對他們的權利的保護。在這一過程中，黑人難民其實是將公民權作為保護其個人自主權、家庭和共同體安全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黑人公民權的獲得其實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其間充斥著黑人難民與聯邦政府之間的競爭：當二者的利益一致時，黑人的公民權就有所保障；當二者的利益沖突時，黑人的公民權就會受到限制。這種競爭關系在內戰(zhàn)結束之后仍然存在，對黑人公民權的演變產生了持久影響。
4月13日下午，馬尼莎·辛哈參與的另外一場討論也引起了我的關注。這是一場小型的圓桌對談，主題為“關于美國早期廢奴主義的新著作”，由馬尼莎·辛哈對話兩位史學名家加里·納什（Gary B. Nash）和馬庫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加里·納什教授在美國革命史領域著述頗多，尤以對革命時期的種族和奴隸制問題的研究最具影響。即便對國內的普通美國史讀者而言，納什也是個非常熟悉的名字，這主要因為他所主編的經典美國史教材《美國人民》已被譯成中文，成為很多人的第一部美國史讀物。與納什相比，馬庫斯·雷迪克教授可能只是少數美國史研究者的“熟人”。事實上，馬庫斯·雷迪克教授也是美國史學界中大名鼎鼎的人物，在勞工史、跨大西洋史、奴隸制研究等領域均做出過出色的研究。在此處對談中，兩人所談論的是他們最近出版的關于早期廢奴主義者的新著。
加里·納什發(fā)言現場
已經85歲的加里· 納什在去年出版了《沃納·米夫林：堅定的貴格派廢奴主義者》（Warner Mifflin: Unflinching Quaker Abolitionis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7），考察了沃納·米夫林在革命時期通過游說州和國會議員制定廢奴法律、感召南部奴隸主釋放奴隸、發(fā)動呼吁禁止奴隸貿易的請愿活動等方式來推進廢奴事業(yè)的歷程，并由此分析了貴格派對早期廢奴活動的貢獻。馬庫斯·雷迪克在同年出版了關于貴格派廢奴主義者本杰明·雷的著作（The Fearless Benjamin Lay: The Quaker Dwarf Who Became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Abolitionist, Beacon Press, 2017）。他認為本杰明·雷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革命性的廢奴主義者，要求無條件地立即解放所有奴隸，呼吁給予自由黑人以平等的公民權，并且終身為此目標而奮斗。這種身體力行的激進主義雖然在當時反響不大，但是為美國廢奴主義在此后的發(fā)展埋下了伏筆。
馬尼莎·辛哈指出，這兩位前輩學者的新作，體現了廢奴運動研究的新趨勢——向早期回溯。長期以來，廢奴運動研究的核心是19世紀30年代興起的激進廢奴運動。但是，從更長的時段來看，這激進廢奴運動只是第二波廢奴運動。在此之前，是長達將近一百年的第一波廢奴運動，學術界對這段歷史的關注明顯不足。廢奴運動作為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社會運動之一，其緣起、流變、影響，均值得我們持續(xù)進行深入地研究。
三、多領域的交叉和融合
在此次年會上，無論是旁聽各個小組的討論，還是瀏覽出版社展示的新書，我一直有一個強烈的感受，即美國歷史研究有個明顯的趨勢——多領域的交叉和融合。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環(huán)境史、移民史、城市史等多個研究領域之間已經沒有明顯的界限，很多研究均跨越多個領域，涉及多個主題。
在4月14日上午舉行的“鍍金時代和進步主義時代研究的新趨向”的討論中，主持人南希·昂格爾（Nancy C. Unger）教授明確指出，鍍金時代和進步主義時代研究的最主要趨勢是多個研究領域的相互交融，女性與性別、藝術、資本主義、總統(tǒng)、勞工組織、城市化、憲政史、“世界中的美國”等多個研究主題和路徑經常出現在同一篇論文之中，以至于你無法將其歸類到政治史或勞工史等某個單一的研究領域之中。在過去二十年中，環(huán)境史是鍍金時代和進步主義時代研究中進展最為迅速的領域，相關的成果眾多。但時至今日，環(huán)境史研究的邊界正在擴展，民主、城市化、種族、性別、資本主義、國家權力等問題，已經成為環(huán)境史研究的重要主題，環(huán)境政治或“政治化的環(huán)境史”是鍍金時代和進步主義時代研究的最核心問題之一。
在其他的研究領域中，多主題和路徑相互交融的趨勢也非常明顯。傳統(tǒng)上，奴隸制研究就涉及政治史、經濟史和社會史等多個領域。如今，它進一步與醫(yī)療史、環(huán)境史和國際史相結合。在4月14日舉行的一場名為“大西洋世界中的奴隸制、動物與環(huán)境機構”的討論中，發(fā)言者從跨大西洋的種族科學、醫(yī)學、動物學、植物學等角度，論述了奴隸制的“知識合法性”的構建過程。作為新興研究領域的醫(yī)療史，也在與政治史和社會史等傳統(tǒng)研究領域相融合，將種族、奴隸制等傳統(tǒng)主題納入到其研究范疇之中。4月13日舉行的一場名為“美國早期的醫(yī)療科學與種族道德”的討論中，三位發(fā)言人均將醫(yī)療史與政治史結合起來，探究了醫(yī)療科學和傳染病（霍亂、黃熱病）對美國早期種族政治的影響。在4月14日舉行的一場名為“將美國醫(yī)療史本土化：健康、疾病與印第安人研究的新趨勢”的圓桌討論中，對談者將醫(yī)療史與政治史、婦女史、印第安人史研究結合起來，從霍亂與印第安人的“血淚之路”、印第安女醫(yī)生與美國醫(yī)療事業(yè)和女性權利意識的發(fā)展、流行病與美國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等角度，描繪了一幅復雜而多元的印第安人史的圖景。
與同來參會的國內同行合影
在會議開始之初，我與同來參會的國內同行都有同樣的困惑：為何跨國史和國際史這一非常前沿的研究方法并未成為此次年會的熱點？隨著會議的進行，這一疑問逐漸得到解答——跨國史和國際史已經成為一種“常規(guī)化”的研究視角，融入到相關的研究領域之中，因而沒有那么顯山露水。比如，南部史這一帶有明顯的地方研究色彩的傳統(tǒng)研究領域，也引入了國際史的研究路徑。在4月14日進行的一場討論中，發(fā)言者從跨大西洋思想交流的角度，重新考察了南部地區(qū)如何通過校址選擇和階層來實行居住隔離的。在當天進行的另外一場討論中，三位發(fā)言人則從跨國史的角度闡釋了美國女權運動研究的新趨勢。在此次年會上所舉行的兩場關于新資本主義史的討論中，與會者也一再強調要從全球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整體圖景出發(fā)，來重新思考奴隸制、種族問題、勞工運動等傳統(tǒng)問題。
在這種多領域的交叉和融合的趨勢中，最大的受益者無疑是政治史。自二十世紀50、60年代以來，社會史和文化史交替引領美國史學的潮流，曾長期在史學界一統(tǒng)天下的政治史雄風不在，有關政治史“衰落”、“消亡”的論斷不絕于耳。但是，隨著“政治”一詞的內涵被重新認知，政治史開始以一種“隱形”的方式悄然復興。在此次年會上，雖然沒有一場完全單獨的政治史討論，但是在婦女史、社會史、文化史、醫(yī)療史、環(huán)境史、勞工史等相關的討論中，政治幾乎從未缺席，種族政治、環(huán)境政治、性別政治、知識政治、社會政治、公民身份、國家構建等理論無不是研究熱點。本屆年會首次利用統(tǒng)計技術對會議主題和關鍵詞進行了可視化的處理，以方便人們可以快速直接地了解與會者的關注焦點所在。統(tǒng)計結果表明，最熱門的研究主題竟然是國家政策（policy），政府、政治、權力這些詞匯也高居關鍵詞排行榜的前列。
與前來旁聽會議的國內博士生合影
四、在歷史與現實之間
2013年4月，我趁在耶魯大學訪學的機會，曾前往舊金山參加了一次美國歷史學會的年會。與那次會議相比，此次年會給我?guī)砹艘淮胃鼮閺娏业臎_擊：美國的歷史學界與現實之間的聯系如此緊密。
在過去幾年中，隨著美國國內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興起，民權運動的遺產遭到質疑，種族和族裔再次成為焦點的社會議題，并無比強烈地撕裂著美國人的社會認同和身份意識。在這樣的現實語境之中，種族和族裔問題自然引起了美國歷史學界的廣泛關注。在此次年會上，與種族和族裔直接相關的討論就超過30場。在一些重要的討論會場，還有一些非職業(yè)歷史學者參加，比如中學教師、歷史愛好者、個體研究者等等。他們不僅仔細聆聽最新的學術成果，還與專業(yè)歷史學者展開激烈辯論。
在4月13日上午舉行的“廢奴與奴隸解放前沿論壇”，會場涌入的聽眾大概40人，超過了此次年會其他所有的討論小組。他們與發(fā)言人就內戰(zhàn)的歷史意義、公民權的實質性內涵等問題展開爭論。其中，一位黑人女性教師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首先質疑了斯蒂芬·坎特羅威茨、錢德拉·曼寧和馬尼莎·辛哈這三位大牌學者對內戰(zhàn)的積極意義的強調，認為黑人的現狀表明，內戰(zhàn)對黑人公民權的演變并未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她還認為廢奴主義者不夠激進，算不上真正的社會改革家。錢德拉·曼寧和馬尼莎·辛哈回應道，我們應該從歷史語境出發(fā)，思考內戰(zhàn)的意義和廢奴主義者的革命性。這樣的回答顯然無法令這位女士滿意。她情緒激動地大聲反問：“如果歷史真如你們這些名牌大學的學者所講述的那樣，那么為何黑人今天仍然無法得到完整的公民權？你們的研究又有什么意義呢？”這番言論為她贏得了滿場的掌聲。
這位女士的問題，也是無數職業(yè)歷史學家經常遇到的一個難題：歷史研究與現實之間應該保持何種關系？現實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歷史研究？歷史研究又能以何種方式為現實服務？在一場關于廢奴主義者的討論中，加里·納什教授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上述問題。他說，在當今這個沮喪失望的時代，美國人似乎失去了追求真理和變革社會的勇氣，這無疑會使美國更深地墮入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深淵之中；他之所以要研究早期的廢奴主義者，就是希望美國民眾可以看到，在美國歷史上那些更加迷惘和危險的時刻，還有一批像廢奴主義者這樣的堅守良知、挑戰(zhàn)強大的不合理秩序的勇士。納什的這番言論，同樣贏得了持久而熱烈的掌聲。
4月14日下午五點，美國歷史學會新任主席愛德華·艾爾斯教授在進行主席演講時，同樣對這位女士的問題做出了解答。此次演講的題目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Everyone Their Own Historian"），與卡爾·貝克爾在1931年12月就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時發(fā)表的那篇著名的演說詞同名。艾爾斯指出，貝克爾在發(fā)表他的演講時，美國的歷史學已經初步完成職業(yè)化，他的演說給了專業(yè)歷史學家一記響亮的耳光。因此，很多職業(yè)歷史學家認為，貝克爾的演講冒犯了他們，破壞了歷史學專業(yè)的獨立性和專業(yè)性，讓學術屈服于庸眾。事實上，這是對貝克爾的誤解。在這個社交媒體無比強大、美國的政治卻又相當晦暗不明的時代，我們需要再次回到貝克爾那里，重新認識歷史學與現實的關系。一方面，美國的歷史學家要直面現實，從“職業(yè)”、“高深”、“科學”的高壇上走下來，承擔起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的社會責任，并將之作為學術研究的出發(fā)點；另一方面，在解讀材料、選取研究方法、進行歷史敘事時，歷史學家應保持個體的獨立，“不要丟掉靈魂”。而且，美國的專業(yè)歷史學界應該在歷史教學和公共歷史等領域，廣泛地參與社會生活，與更多的民眾交流和對話，逐步消解專業(yè)史學與公眾之間的壁壘。
從我在本次年會上的見聞來看，美國歷史協(xié)會已經在很多方面踐行了愛德華·艾爾斯教授的呼吁。在本次年會上，有20場與歷史教學直接相關的討論。包括如何利用新的數據技術進行歷史教學、如何教學生使用原始材料、如何挑戰(zhàn)教育中的家長制、如何講授醫(yī)療史和環(huán)境史、如何給12歲以下的孩子講授同性戀和跨性別戀者的歷史、如何給國際學生和移民學生授課等。年會還就美國社會今年所發(fā)生的重大事件展開了討論。4月13日晚，愛德華·艾爾斯教授主持了一場大型座談會，有超過50人參加。艾爾斯教授指出，這次座談會召開的原因是夏洛茨維爾市發(fā)生的關于是否遷走羅伯特·李將軍塑像的爭議。這起事件表明，內戰(zhàn)所造成的傷害、爭議和矛盾，并未隨著時間消失，反而在政黨沖突和社會分裂的時刻重新浮現，種族主義和地區(qū)仇恨的幽靈再次被釋放出來。在這個危險時刻，歷史學家必須站出來，為過去做出正確的解釋，讓公眾可以直面歷史。此外，年會還就女性學者的境遇、歷史學家組織與政黨政治的關系等現實問題展開討論。專業(yè)歷史學組織與社會現實之間的這種密切關系，在國內的學術界確實難得一見。
五、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之行
薩克拉門托位于加州中部，這座在19世紀中期的淘金潮時期興起的商埠，如今是個安靜優(yōu)美的小城。可惜時間緊迫，我無暇游覽。4月15日一早，我就直飛波士頓，前往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查資料。
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成立于1791年，是美國建國之后成立的第一個歷史協(xié)會，藏品非常豐富，尤其以約翰·亞當斯、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和托馬斯·杰斐遜這三位總統(tǒng)的個人文集而知名。當然，協(xié)會還收藏了大量的馬薩諸塞州的地方檔案和文獻，關于美國早期史和十九世紀史的資源尤為豐富。就我個人而言，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有兩個極為重要的資源。一是亞當斯家族文集（Adams Family Papers）。這是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的鎮(zhèn)館之寶之一，涵蓋了1639年至1889年間，三代亞當斯家族成員的文獻。我最感興趣的是約翰·昆西·亞當斯和他的兒子約翰·弗朗西斯·亞當斯（John Francis Adams）在19世紀上半期留下的與奴隸制問題有關的資料。二是有關廢奴運動的資料。自19世紀20年代以來，波士頓一直是廢奴運動的中心城市，馬薩諸塞州也是反奴隸制政治的重要陣地，因而留下了大量關于廢奴運動的文獻，其中的大部分均收藏于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
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正門
赴美之前，我已經通過郵件與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的工作人員Anna Clutterbuck-Cook女士取得聯系。我提交自己的簡歷、研究計劃和所需材料。她的回復極為專業(yè)和細致。她不僅詳細列出了馬薩諸塞歷史協(xié)會所藏有的與我的研究相關的資料，還寫明了查資料的程序和注意事項，比如所需的證件、開閉館的時間、禁止事項等等。而且，她還提醒我在波士頓公共圖書館有我需要的材料，并貼心地告知了我可能需要的聯系方式。得益于她的幫助，我查找資料的過程異常順利。
4月16日，在抵達波士頓之后，我先注冊了馬薩諸塞歷史協(xié)會的門戶系統(tǒng)（portal 1791），填寫了我要查找的資料，并預約了查資料的時間。4月17日上午9點，我準時來到馬薩諸塞歷史協(xié)會。這是一棟不起眼的四層的小樓，位于博伊爾斯頓街1154號，旁邊是大名鼎鼎的伯克利音樂學院。查資料的第一步是填寫自己的簡歷和研究計劃，提交簽證，辦理一張圖書卡。工作人員看到我的簽證之后，立刻告知，Anna Clutterbuck-Cook女士已經幫我填好了相關的資料，所以我只需提交簽證即可。不到兩分鐘時間，工作人員就已經幫我打印好圖書卡，并將我介紹給負責19世紀美國史的專業(yè)人員。這位工作人員詳細地向我介紹了縮微膠卷、膠片、印刷品、政府檔案等各種文獻的分類情況，并手把手地教授我使用縮微膠卷和膠片的方法。
借閱圖書證
在掌握了上述的方法之后，我正式開啟了一段非常愉悅的查閱原始文獻的旅程。每天上午來到文獻索取區(qū)，昨日所預約的文獻已經在等著我。我只需查找的保存所需要的部分。所有的所謂膠卷和膠片，均可以保存為pdf文件，免費發(fā)送到自己的郵箱之中。紙質版本的原始文獻，則可以用相機或高拍儀免費拍攝。如果當日所預約的材料無法讀完，只需寫一張小紙條，讓工作人員繼續(xù)保留，第二次就可以繼續(xù)查看。總之，整個查閱過程異常高效和簡單，而且全程沒有產生任何費用。協(xié)會內部的環(huán)境異常安靜，陳設以舒適至上，可以有效緩解長時間查閱資料所帶來的疲憊感。
受到在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的這段愉悅經歷的啟發(fā)，我查閱了其他一些地方性歷史機構，發(fā)現了不少值得分享的信息。國內的同行，尤其是碩博士生，可以多關注美國這些地方性歷史機構的網站，比如馬薩諸塞州歷史協(xié)會、賓夕法尼亞州歷史協(xié)會、新英格蘭歷史協(xié)會、紐約歷史協(xié)會等。它們會常年設置一些短期的研究項目，時間從一個月到三個月不等，提供部分經費，并為國際學者支付單程機票。雖然時間不長，但如果做好前期準備，不失為一個尋找一手材料的好機會。需要注意的是，這些項目一般都是秋季開放申請（10月），次年春季（1月）結束申請，有意申請者不可錯過申請時間。
所查閱的資料
4月27日，我離開波士頓，前往去紐約乘飛機回國。這段將近二十天的旅程可謂收獲滿滿。我不僅有幸目睹了到美國史學發(fā)展的前沿，收集了與個人研究直接相關的原始文獻，更是對美國的學術組織和學術機構的專業(yè)化和開放性有了切身感受。真心地希望美國歷史學會和中國美國史研究會之間的合作項目能夠持續(xù)下去。在民族主義和地方主義卷土重來、全球化遭遇挑戰(zhàn)的時代，中美這種學術交流無疑更加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