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勞動時間延長背后——秋葉原事件給我們的警示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李迅雷金融與投資（ID：lixunlei0722），作者： 李迅雷 楊暢 。虎嗅網獲授權轉載。

7月份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6小時，比上月增加0.1小時，看似無足輕重，但拉長看，發現我國企業員工的工作時間自2015年底便呈現階梯式回升。工作時間拉長是因為訂單增加、經濟趨好嗎？事實并非如此：近年來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逐級回落。看來勞動時間延長背后還隱含了更深層的問題，本文就此作些討論。

汗水型經濟——加班時間延長與收入增速下降并存

上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7月份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6小時，比上月增加0.1小時。單看46個小時的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或許并沒什么感覺，但若與其他數據進行比較，結論就會更加明顯。我們不妨從以下三個維度去分析這一現象。

第一個維度，根據《勞動法》的表述，“國家實行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4小時的工時制度”。也就是說，2018年7月周平均工作時間為46小時，已經超過了標準工時（40小時）和法定最高工時（44小時），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7月工作時間較上月增加0.1小時，并不值得驕傲，只能說明中國人更加辛苦，加班更多了。

倘若拉長時間，就會發現，中國其實重回了“汗水型經濟”。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呈現出逐步回落的態勢；而同一時段，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仍然在8%以上的高位，也就是說，就業人員的工作時間縮短，伴隨著收入的高速增長。

但近年來工作時間階梯式的回升，而收入增速逐步回落，只能說明就業人員盡管付出了更多的汗水、拉長了工作時間，卻沒有獲得同等增幅的收入回報。

城鎮居民收入增速與平均工作時間

資料來源：WIND，歷年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社會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中泰證券研究所 注：就業時間口徑2003年—2016年為城鎮就業人員調查周平均工作時間，2017-2018年為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

第二個維度，中國人的工作時間相當于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水平。根據2008年《關于職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時間和工資折算問題的通知》中每年250個工作日計算，周平均工作時間46個小時相當于年工作時間為2300小時，這遠超OECD國家的平均數，約相當于上世紀70年代初日本的水平。

中國勞動者工作時間相當于70年代初日本

資料來源：OECD，中泰證券研究所 ?注：根據OECD的定義，平均年工作時數定義為每年實際工作的總小時數除以每年平均就業人數。實際工作時數包括全職，兼職和部分年度工人的正常工作時間，有薪和無薪加班，額外工作的工作時間，以及因公共假期，年假，自己的疾病，傷害而排除未工作的時間臨時殘疾，產假，育兒假，學校教育或培訓，技術或經濟原因造成的工作松散，罷工或勞動爭議，惡劣天氣，補償假等原因。這些數據涵蓋了員工和自營職業者。該指標以每個工人每年的小時數來衡量。

中國與OECD國家就業人員年工作時長（小時）

資料來源：OECD，中泰證券研究所

更值得關注的是，中國與美國、德國之間工作時間的絕對差異存在拉大的跡象。

中、美、德就業人員年工作時長比值

資料來源：OECD，中泰證券研究所

第三個維度，長工時低收入與短工時高收入的現象同時存在。工作時間超過平均水平的行業，主要包括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建筑業、制造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房地產業等七個行業。

其中住宿和餐飲業的工作時間最長，是唯一超過周工作50個小時的行業，比排名末位的農林牧漁業高出將近30%的工作時間。而建筑業和制造業工作時間也相對較長，并且從業人數大幅超過其他行業，從而拉高了全部從業人員的平均工作時間。就收入水平來看，信息軟件業、金融業、科技服務業等行業工作時間低于平均水平，但收入相對較高。

城鎮各行業工作時長、就業人數與單位工資

資料來源：2017年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中國社會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中泰證券研究所

勞動時間延長背后的收入再分配與就業問題

就業人員的收入往往受勞動生產率、工作時長等因素的制約，在短期，就業人員的勞動生產率難以大幅度提升，這就需要就業人員通過增加工作時間，也就是加班來掙取收入。而2018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累計增速同比增長8.7%，已經是連續三個季度回落，中位數增速也連續10個季度低于平均數的增速。也就是說，盡管就業人員付出了更多的加班時間，但收入狀況并沒有得到改善。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

資料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勞動時間延長同時，勞動者收入增速下降，一般理解為“剝削”，剝削本質上屬于收入分配問題，即雇員的收入分配少了，資方的收入分配多了。但勞動人收入下降也可能是企業的稅負提高了，可分配部分減少；或者企業盈利或盈利增速下降了。

既然是收入分配問題，我們不妨從企業、居民和政府三大部門的收入分配上去觀察。因為企業創造的總收入其實最終會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之間進行切分，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獲得的多，居民部門拿得就自然少。稅收收入則是政府獲取收入的重要手段。

近期財政數據如下，7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7461億元，同比增長6.1%，較上月提高2.6個百分點；在具體稅種上看，7月增值稅同比增長5.4%，與上月基本持平，個人所得稅同比增長22.2%，較上月提高3.4個百分點；盡管從2017年底以來，稅收征管和PPI上漲是稅收增速較高的主要因素，但從結果上看，收入從居民向政府部門轉移的態勢還是比較明顯的。

稅收增速與現價GDP增速的差值、GDP平減指數

資料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此外，經濟下行一定會導致企業盈利增速下降，在目前的金融體制和環保目標下，經濟下行對民營企業影響尤大；而民營企業至少覆蓋了我國80%以上的就業，這又使得居民收入增速下降，以及就業狀況不佳。

上周經濟數據中最刺眼的是內需雙萎縮。其中，1-7月固定資產投資、基建投資（不含電力）分別同比增長5.5%、5.7%，分別較上半年回落0.5個、1.6個百分點。對相關行業和企業的盈利都會受到負面影響。

從更長的時間段去考察，我們發現，2013年開始，第二產業新增就業人員出現連續五年下降，但從2015年至今的三年下降幅度明顯放大，這三年第二產業合計減少就業人員1275萬。

第二產業新增就業人員連年負增長

資料來源：人社部，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之所以從2015年之后出現了較大幅度的負增長，與制造業產能過剩背景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有關，也與環保要求提高、拆除違章建筑等舉措有關，這些舉措都會導致不達標的企業被關停，從而使得供給減少，PPI上漲，現存企業盈利好轉，但制造業的失業率上升。

我們曾做過粗略估算，由于第二產業的供給側改革、轉型升級以及海外轉移，大約有3000萬以上從業人員面臨再就業。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7月份調查失業率，也比6月份上升0.3%，達到5.1%。因此，部分企業在裁員的同時，不排除他們為了維持收入水平不降而延長工作時間的可能。

如何應對——十年前的日本秋葉原事件與上海世外小學殺人案

經濟增速回落，必然會引起失業率上升。如果社會保障等制度不健全，則容易誘發給社會帶來不穩定的惡性事件。

10年前，正值美國次貸危機向全球蔓延之際，日本經濟也出現了回落。兇手加藤所在的工廠通知他下個月解除勞動合同。與此同時，勞務派遣公司也通知他派遣合同在6 月底結束，必須搬離宿舍，找到新住處。苦惱萬分的他對同事說：“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工作，我也沒有一個固定住址，找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10天后，他在日本東京秋葉原開車撞人并下車殺人，造成7死10傷，這是日本將近30年以來造成死者最多的同類罪案。

今年的6月28日，上海世外小學浦北路校區門口外面發生了一起惡性事件，一位男子持刀砍傷3名男童及1名女性家長，2名男童經搶救無效死亡。根據警方通報，犯罪嫌疑人來滬后，因生活無著產生報復社會念頭，進而行兇。

上海世外和秋葉原兩起惡性事件的背后，存在一定的共性，那就是經濟增速回落過程中，貧富分化難以縮小，就業壓力加大、收入水平降低，引發經濟問題向社會問題傳導，影響社會的穩定。

回看過去的社會新聞，國內類似秋葉原事件的駕車故意殺人案也屢有發生，多多少少與當前面臨的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投入不足有關，居民就業和收入狀況不佳有一定相關性。當前形成了“失業人數和工作時間雙增加”的態勢，這從企業微觀角度很容易理解，需要降低用工成本，盡可能利用更少的人員做同等的事情。

但從宏觀角度來看，如果純粹讓企業自發運作，或許會引發失業率的急劇攀升，例如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主要的改革措施與手段與當前中國高度類似，但在企業自發運作下，失業率曾經攀升至10%以上。

當前，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了“六個穩”，首要的就是“穩就業”，因此，當前更重要的是“穩定就業人數、降低工作時間”，例如日本在經濟衰退時間，由政府提供更多的工作與生活福利，降低企業的成本，鼓勵企業容留富余人員，進行勞動力的“儲備囤積”。一旦迎來下一階段的經濟擴張時期，儲備的勞動力可以馬上投入使用，節省大筆招募、培訓成本。這種做法曾在相當長時期內，有效抵御了失業人員對社會的沖擊，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日本、美國失業率對比（1953年—2018年）

資料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未來居民可支配收入無法得到提升，物價和消費可能呈現“蹺蹺板”，物價越是上漲，消費就越有可能下降。7月CPI當月同比增速為2.1%，時隔3個月重返2%上方，近期伴隨著糧價、豬價上漲以及大豆等部分進口商品上調關稅，未來物價面臨上漲壓力。

若工資收入增速不變甚至回落，居民消費就會受到物價波動的制約，就有可能會出現物價越是上漲、消費就越會下降的態勢。因此，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是需要大幅提高用于民生領域的財政支出在整個財政支出大盤子中的占比。若只是通過支持基建投資來穩增長的模式，不能再持續下去了。

因此，如何做好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縮小貧富差距，增強人民大眾的獲得感，既是長期目標，又是當務之急。尤其是減稅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同呼聲，期望能出臺合理有效的方案。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李迅雷金融與投資（ID：lixunlei0722），作者： 李迅雷 楊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