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霸座男孫博士，水滸潑皮牛二的現代版

游民的生存之道是搶奪，不分是非的搶奪，孫博士在包括搶占座位的做派中，事事表現出他浸淫于游民文化而自得不已，事事表現出對其文學形象先祖潑皮牛二的頂禮膜拜。

冰川思想庫研究員| 任大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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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故，看完霸座男孫赫博士的那段短視頻，我立刻想到《水滸傳》“楊志賣刀”里的潑皮牛二。

讓我們先溫習一下楊志賣刀的相關情節：

且說楊志在東京試圖走高俅的關系官復原職遭遇失敗，錢也花光，只好出賣最后一件值錢的東西——祖傳的寶刀。結果在街頭遇到喝得醉醺醺的牛二意欲買刀，楊志聲稱自己的寶刀有三大特點：“第一件砍銅剁鐵，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過；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

一般買主遇到賣家這么吹噓，總要找個辦法試一試，剁銅錢吹毛得過都試過了，不算過份。偏偏第三件，牛二要較真，一定要殺個人看看，殺狗取代都不行。

▲《水滸傳》里的楊志與牛二（右）

楊志知道惹上潑皮，便不敢賣刀，想趕緊走人。牛二哪里肯依？且看兩人對話：

牛二道：“你說殺人，不曾說殺狗。”

楊志道：“你不買便罷，只管纏人做甚么！”

牛二道：“你將來我看。”

楊志道：“你只顧沒了當！灑家又不是你撩撥的。”

牛二道：“你敢殺我？”

楊志道：“和你往日無冤，昔日無仇，一物不成，兩物見在。沒來由殺你做甚么？”

牛二緊揪住楊志說道：“我鱉鳥買你這口刀。”

楊志道：“你要買，將錢來。”

牛二道：“我沒錢。”

楊志道：“你沒錢，揪住灑家怎地？ ”

牛二道：“我要你這口刀。”

楊志道：“俺不與你。”

牛二道：“你好男子，剁我一刀。”

楊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跤。牛二爬將起來，鉆入楊志懷里……

牛二搶奪楊志的刀，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第一，老子看上了：第二，你不給我，除非殺了我。

這個口氣跟孫博士的腔調幾乎一模一樣：第一，老子看上你的座位了，也就坐了；第二，你要叫我讓出來，沒門。不過在第二點上，孫博士比牛二要顯得文明，講得非常具有學術含金量，首先是因為自己站不起來，到了要坐輪椅的地步；其次還給合法“坐主”指明三條出路：要么你站著，要么你坐在我那個座位上，要么你自己去餐車上坐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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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發酵前孫博士很得意。到北京下車后，他“疑似”在一個微信群里說：今天上午我又把一車廂的人耍的（其實應為“得”）團團轉……”注意，他用的是“又”，這或許說明，這樣干，不是第一次了。

可惜牛二被楊志結果了性命，我們很難揣度牛二后來怎么想的。但如果把牛二和孫博士的行為邏輯進行鏡像，假設楊志像武大郎一樣窩囊，殺不了牛二，那么牛二必定抱著搶來的寶刀，必定在他的朋友圈里像孫博士一樣嚷嚷：今天中午我又在街上搶了一件寶貝，周圍的人都奈何不了我……

可惜，孫博士的言行就像牛二遇上楊志一樣，惹翻了對方和她后面的公眾輿論，他的種種惡劣行徑被一件一件挖出來，不可收拾，身敗名裂。

平心而論，孫博士被暴露出來的惡行，沒有一件算得上是嚴重刑事犯罪，都是些上不了臺面的坑蒙拐騙不誠信，專占人家小便宜讓人很不舒坦的小惡。這點上，也跟牛二十分相似。

牛二是個什么玩意兒呢？

《水滸傳》中說他“專在街上撒潑行兇撞鬧，連為幾頭官司，開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滿城人見那廝來都躲了”。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經常干一些違法敗德勾當，經常被公安部門治安拘留，但他又沒有嚴重觸犯法律，判不了什么重罪，搞得公安局長、街道辦主任和派出所長很頭疼，周圍鄰居見了他都躲得遠遠的。

你看，這不就是孫博士這號人么？但就算這次鬧到“全國共誅之”的地步，按照法律，也只是罰款兩百，限制乘車了事，最好的辦法就是惹不起躲得起，不過不幸的是，就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據說又有個女人搶占了一個女孩的座位……

明朝人施耐庵塑造的北宋時候的潑皮牛二，套在今天的孫博士身上，并沒有誤差到哪里去，至少說明最晚到明朝，中國人的群體性格里，已經有一種潑皮的成分，否則文學作品不太可能把一個潑皮描寫得如此生動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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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博士的精神先祖牛二，為什么會出現在明朝文學作品里，而不是更早？

宋代以前，中國的土地，已經逐漸從土地國有過渡到國有和私有兩種屬性并存。宋代開始，宋太祖趙匡胤鼓勵官僚“市田宅以遺子孫”，買田買地，“為子孫立依舊之業”，實行“不抑兼并”的政策。宋代以后直至清代，一直延續這種趨勢。所謂“千年田，八百主”，是中國古代后期流行的諺語，反映出地權轉移的頻繁。

宋代，由于商品經濟發達，土地兼并過程中被拋到城市的少部分農民，可以在城市中找到出路。

但是到了明代，土地兼并進一步加劇，更多的農民被拋出土地，而社會生產力也沒有什么提高，結果生活更為艱難。

與今天不同的是，今天生活困難，人的選擇是不生或少生孩子，而古人對抗生活困難的方式是多生孩子，結果導致明朝出現了中國人口數量的第一個高峰。葛劍雄和曹樹基估計，明初的實際人口至少有7300萬，16世紀末，實際人口總數約2.05億。當然，其他學者還有其他一些估計，但基本都在億級以上。

也就是說，大概從明朝開始，大量的農民已經不在固定在土地上，而成為了流民或游民。

年初去世的學者王學泰先生指出：

由于土地兼并劇烈，從十五世紀中葉起，就形成全國性的流民。弘治間，據保守的估計，全國約有流民1000萬人左右，約占全民的九分之一。

游民的成功有賴于“樸刀桿棒”（不憚使用武力），有賴于不按牌理出牌，有賴于主動的進擊精神，更有賴于拉幫結派。

游民觀念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例如拉幫結派，視財貨為第一追求，好勇斗狠，“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耍弄陰謀詭計等等，在主流社會都是只能干不能說的，這是“潛規則”。而游民不在乎這些，在他們那里，這些為主流社會所不齒的思想觀念，他們就敢筆之于紙，宣之于口，不以為非，主流社會的“潛規則”，在游民這里是“正規則”。

正是大量的流民/游民的存在，為施耐庵的創作提供了靈感。《水滸傳》中的不事生產經商的牛二是流民，其他不事生產經商的好漢，很多也是流民，他們攔路搶劫，豪取他人財物，哪怕搶奪的是手無縛雞之力人畜無害的小商販，也絕無道德上的絲毫愧疚感，反而被認為是好漢作派。

既然直接搶奪他人合法財物都那么豪無愧色，那么憑氣力和技巧把公共資源據為己有，更顯得理直氣壯。到清代，隨著人口的成倍增長而社會生產力并無大的提高，流民絕對人數更多，江湖文化逐漸定型。表面上是滿嘴仁義道德，成堆成套的官方語言、學術語言、雅致語言虛構出一幅幅壯麗畫卷，但內里包裹的是全社會徹底的江湖化，廟堂如是、底層亦如是；白社會如是，黑社會亦如是；文人如是，文盲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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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虛構的江湖世界，人人愛看。此無他，因為他有把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夢想，描寫得那么絲絲入扣，完全說到每個人心坎里去；另一個例證是，有多少人讀了李宗吾的《厚黑學》里的江湖手段會連連點頭稱是，又有多少人會拍案而起？

江湖的世界，侵犯他人的財產和其他權益，并不算是多大的問題。如果侵犯情節輕微，譬如坐了別人的座位、沖撞他人、偷窺他人隱私、亂穿馬路、短斤少兩、吃拿卡要、宰客等等，根本算不了啥，用不著面紅耳赤，別過臉去一切心安理得。江湖的世界，看重的是忠誠，而不是誠實，更不是是非分明。是非不重要，親疏最重要。

游民的生存之道是搶奪，不分是非的搶奪，孫博士在包括搶占座位的做派中，事事表現出他浸淫于游民文化而自得不已，事事表現出對其文學形象先祖潑皮牛二的頂禮膜拜。

在今天中國，車站、車廂、飛機座艙，是比餐館和市民廣場更具有公共性的場所，但也是一切人肆意侵犯一切人權益的高發地，因為前者更多需要一種“國民性”來自治，而后者則隨時有店主或政府維護秩序。上世紀90年代，我在成都火車站買過火車票，大學生專窗照樣擠得一塌糊涂，后來看到梁實秋的一段文字，十分不是滋味，但這就是現實，照錄如下：

抗戰勝利后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訴我許多敵偽橫行霸道的事跡，其中之一是在前門火車站票房前面常有一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來回巡視，遇到不排隊就搶先買票的人，就一聲不響高高舉起竹鞭颼的一聲著著實實的抽在他的背上。挨了一鞭之后，他一聲不響的排在隊尾了。前門車站的秩序從此改良許多。

我對此事的感想很復雜。不排隊的人是應該挨一鞭子，只是不應該由日本人來執行。拿著鞭子打我們的人，我真想抽他十鞭子！但是，我們自己人就沒有人肯對不排隊的人下那個毒手！好像是基于同胞愛，開始是勸，繼而還是勸，不聽勸也就算了，大家不傷和氣。誰也不肯揚起鞭子去取締，腆顏說是“于法無據”。

讀完這段，我認為孫博士除了被罰款兩百，禁坐高鐵，還應該挨一鞭子，長長記性。而實際上，倘若這一鞭子真抽在他的身上，所有人均應該替他疼上一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