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我認為電動車男不是防衛過當

曹鍇律師

就在前天，江蘇昆山順帆路震川路口發生的一起奇特的命案，引發了全社會的關注和討論。

根據上傳到網絡的視頻，本案完整脈絡呈現在人們面前：

十字路口處，一輛停在非機動車道的電動車，擋住了一輛準備借非機動車道右拐的寶馬車。

寶馬車司機（白衣服男子）下車找電動車男理論，隨后從寶馬右側下來一位黑衣女子，一邊勸說電動車男，一邊協助其把電動車推離馬路。

本來以為事情已經了結，司機和黑衣女子往回走準備上車。這時紋身哥（劉某某）從寶馬車左后方下來，沖上前對電動車男一頓拳打腳踢。

紋身哥并未解氣，于是一路小跑回寶馬車，從車中抽出兩把砍刀，對著電動車男一陣猛砍。

電動車男憤起反抗，紋身哥不慎摔落倒地。電動車男順手撿起其中掉落的一把砍刀，向紋身哥砍去。

掉了一把砍刀的紋身哥反身朝寶馬車跑，電動車男在后面追，紋身哥手中剩余的砍刀掉落。準備開車門，被電動車男追到，繼續一頓追砍，直到兩個人從視頻中消失。

現在大家對于電動車男系正當防衛基本沒有異議，但對于其是否構成防衛過當，則存有巨大爭議。

有人認為，紋身哥摔倒后，手中砍刀掉落，已經喪失了進行不法侵害的能力，不法侵害已經結束。電動車男繼續追砍、并致使紋身男重傷（后送至醫院搶救無效死亡）的行為，明顯超出了必要的限度，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因此構成防衛過當。

我對上述觀點持不同意見，并認為：

電動車男的行為并沒有超過正當防衛的范圍，不應當負任何刑事責任。

其一，電動車男行為構成特殊防衛。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對比該條第一款以及第二款關于“正當防衛”“防衛過當”的定義，將“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限度條件排除在外。這就意味著，對于行兇、殺人等明顯對受害人有重大生命安全隱患的暴力犯罪行為，并不考量被害人實施防衛給行兇者造成的損害程度。

正如法諺所云，“防衛他人侵犯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而殺人時，不為罪。”紋身哥抽刀砍人的行為，其行兇手段之客觀殘暴，尋求重創、甚至殺害電動車男之主觀惡劣，在攝像頭下一覽無余。基于上述法律條文的理解適用，即使電動車男防衛過程中造成了紋身哥的死亡，也不應就此承擔刑事責任。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震驚社會的于歡辱母殺人案。法官在判決中認為，他人非法限制于歡及其母親人身自由、侮辱、輕微毆打的行為，并非嚴重危及本人或他人人身安全的嚴重暴力犯罪行為，因此才排除了“特殊防衛”條款的適用。本案中，電車男所面臨的緊迫、嚴重威脅程度，完全是于歡案件所不及的，因此，應當適用“特殊防衛”條款。

其二，不法侵害并未結束，而是一直處于繼續狀態。

有人認為，從紋身哥摔倒后，即已經喪失行兇能力，不法侵害狀態已經結束，后續一直處于逃命狀態，因此電動車男繼續追砍的行為，已經構成防衛過當甚至是事后防衛，對此我并不敢茍同。

從視頻反映的情況來看，紋身哥摔倒后，雖然掉落了一把砍刀，但是手中仍剩有另外一把砍刀，完全有繼續行兇的能力；其沒有向寶馬車反方向逃命，而是持刀直接往車這邊跑，有上車的明顯動作，基于常人判斷，完全無法排除“他從車中抽出其他武器繼續行兇，或者直接開車撞人”的可能性；其并沒有主動放下武器，也沒有向電動車男求饒，一直處于伺機還手的高強度對抗之中；寶馬車上除了紋身哥，還有白衣男司機及黑衣女士，電動車男自始至終處于寡不敵眾、勢單力薄之中。從以上判斷，電動車男受暴力傷害威脅的緊迫性一直沒有消失，又何來不法侵害已經結束一說呢？

事實上，關于正當防衛中的“不法侵害的時間節點判斷”問題，一直為司法實踐所詬病。法學理論界認為，對尚未開始或已經結束的不法侵害，不能進行防衛，否則就是防衛不適時。但是對于“怎樣才算不法侵害已經結束”，已經引發非常多的矛盾和爭議。

佛山順德曾有過一個案子，一位女士在車上被搶劫，歹徒搶劫得手后離開，女士開車從后面追上，并把一名歹徒撞死。按照理論界的觀點，歹徒非法獲取的財物已經得手，不法侵害已經結束，這時候女士正確的辦法，應該是冷靜看著歹徒們徜徉而去，再撥打110等候警察到來，其開車撞人的行為，已經根本不在不法侵害時間內，不能構成正當防衛，豈不謬哉？最終法院認為，歹徒搶劫后準備逃離，但仍然在被害人的視野范圍內，因此搶劫行為仍視為在進行過程中，女士行為構成正當防衛。對比本案，應該算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其三，要求緊急情況下采取點到為止的防衛手段，實屬強人所難。

判斷本案中電車男是否構成防衛過當，要求我們設身處地去想一想。當我們面對帶著金項鏈以及紋滿兇獸的“社會大哥”時，當我們面對明晃晃的砍刀時，充血的空白大腦、原始的求生本能，完全替代了理性的思考與判斷，替代了我們本來能夠控制的激情。我們說電動車男手太重了、停止不及時了，捫心自問，我們自己做得到嗎？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沈德詠大法官所言：“防衛行為通常類似叢林狀況下的應急反應，要求防衛人在孤立無援、高度緊張的情形之下實施剛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不僅明顯違背常理常情，而且違背基本法理。”“要妥當處理防衛人因恐慌、激憤而超過防衛限度的問題。實踐中，許多不法侵害是突然、急促的，防衛人在倉促、緊張的狀態下往往難以準確地判斷侵害行為的性質和強度，難以周全、慎重地選擇相應的防衛手段。”“因此，要設身處地為防衛人考量，要適當作有利于防衛人的考量。”

可是，我們經常確立一些自己無法達到的標準，定下一些自己無法遵循的規則。

嚴格按照學界標準，為了保證防衛不至于過當，要求受害人起碼具備如下三個高超的能力：其一，出神入化的點穴能力，要保證一擊到位，讓行兇者立即喪失攻擊能力，最好不得有皮肉之苦，不能沒輕沒重；其二，細察入微的微表情觀察能力，防衛過程中，通過觀察行兇者的肢體、表情，判斷其是否已經放棄行兇意圖；其三，嚴謹扎實的法律功底，要充分區別行兇者在犯罪過程中所處的各種階段，是已經著手、既遂、既遂還是犯罪中止，以及各種階段所對應的刑事責任，以理性客觀地采取針對性的防衛措施。

可是，如果真的這樣

誰來覺醒我們的勇敢？

誰來捍衛我們內心的樸素正義？

這一切，都等待本案的審判，給我們一個堅強的答案。